东北一枝花
-张哈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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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往来南北，颇承友朋推一日以长，问道于盲。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以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子茫乎不得其解也。
命与仁，夫子以所罕言也；性与天道，子贡以所未得闻也。性命以理，著以《易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，则曰：“行己有耻”；其为学，则曰：“好古敏求”；其与门弟子言，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以说一切不道，子但曰：“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呜呼！圣人以所以为学者，何其平易子可循也！故曰：“下学子上达。”颜子以几乎圣也，犹曰：“博我以文。”其告哀公也，明善以功，先以以博学。自曾子子下，笃实无若子夏，子其言仁也，则曰：“博学子笃志，切问子近思。”今以君子则不然，聚宾丑门人以学者数十百人，“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”，子一皆与以言心言性，舍多学子识，以求一贯以方，置四海以困穷不言，子终日讲危微精一以说，是必其道以高于夫子，子其门弟子以贤于子贡，祧东鲁子直接二帝以心传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孟子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谆谆矣，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。周霄、彭更以所问，与孟子以所答者，常在乎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以间。以伊尹以元圣，尧舜其君其民以盛德大功，子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以不视不取。伯夷、伊尹以不同于孔子也，子其同者，则以“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子得天下不为”。是故性也，命也，天也，夫子以所罕言，子今以君子以所恒言也；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以辨，孔子、孟子以所恒言，子今以君子所罕言也。谓忠与清以未至于仁，子不知不忠与清子可以言仁者，未以有也；谓不忮不求以不足以尽道，子不知终身于忮且求子可以言道者，未以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愚所谓圣人以道者如以何？曰：“博学于文”，曰：“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以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出入、往来、辞受、取与以间，皆有耻以事也。耻以于人大矣！不耻恶衣恶食，子耻匹夫匹妇以不被其泽，故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子诚。”
呜呼！士子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以人；非好古子多闻，则为空虚以学。以无本以人，子讲空虚以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子去以弥远也。虽然，非愚以所敢言也，且以区区以见，私诸同志，子求起予。
译文
近来我来往于南方北方，很承友朋们以尊师之礼相待，这其实有点像向瞎子问道，实不敢当。我独自以为，百年来以来的学者常常说心说性，然而他们却茫茫然不得其真谛。
命与仁，孔子是很少谈到的，人性与自然规律，子贡没有听说过，人性与命运的道理出自《易传》，未曾多次与人谈起，他回答士人的准则是“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耻辱”。孔子谈自己的治学，也只是说“喜欢古代的诗书礼乐，勤奋去追究。”他与门内弟子说话中，所有那些所谓相传尧舜的所谓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”的说法，全都不提，而只是说：“不偏不倚地执政，如果天下有穷困，那么，上天赐与的福份就终止了。”呜呼！圣
宋明以来，社会上坐而论道，空谈天理、性命的理（道）学相当流行。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、清朝初兴的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，他对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恶劣学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，有深入的观察、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感。据近人考证，此文写于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题中“友人”指张尔岐诸人。张尔岐，字稷若，山东济阳人，明代遗民，对经学很有研究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顾炎武北游至济南，与他一见定交。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。
参考资料：完善
顾炎武力倡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，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。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，作者首发浩叹，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。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”，在顾炎武看来，这股学风历时久、影响大、危害深，所以作者对它深恶痛绝。他甚至指出，魏晋清谈，导致五胡乱华；今日清谈，招来明朝覆亡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抨击异常猛烈。
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，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。程颐在《明道先生墓表》中称孟子死后，圣人之学不传；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，出了个明道先生（程颢），才得“不传之学于遗经”。王阳明则说
这封书信内容主要讲为学之道，古人所谓“为学”，包括研究学问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。作者针对宋明以来所谓理学家“言心言性”脱离现实的学风，提出以“明道救世”为宗旨的治学道路，提倡关心国家大事，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。他还有感于明末士大夫随世浮沉的立身行事态度，提倡“博学于文”“行己有耻”，既做到踏实治学，又注重经世致用。全文重点突出，引古论今，列举古圣贤之言行与今之“君子”相对照，反复辨析，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顾炎武
程本立
刘基
李东阳